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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华传统文化及国外优秀企业文化对我国企业文化的影响

2013-3-12 19:09:37 《民航政工》2012年第6期 作者:雷金钟 阅读:

  中国民航正在积极的探索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不懈的追求行业文化的精髓,借鉴和汲取中华传统文化和国外优秀企业文化的有益内涵,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逐步形成的,有意塑造的并为全体员工所理解、所接受的,具有本企业鲜明特点的思想意识,行为规范、理想信念,是本企业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的总和,是一种价值取向。同时,企业文化又是一种本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文化再现。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理论,孕育于70年代未,创立于80年代初,其实践来源于日美之间的经济竞争。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逐步走上经济腾飞的坦途,1968年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学者和专家在研究日本经济腾飞的成因时得出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即日本的成功不取决于设备和技术,而取决于管理,不取决于管理的硬件,而取决于管理的软件,其核心是指在企业的全过程营运和管理中,尊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格的地位,重视发挥团队的作用,重视精神因素的作用。所谓的“企业文化”的称谓便由此而得。

  坦率地说,我国企业文化的建设还处在一个探索和发展的阶段,我们不妨简要地回顾一下我国企业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轨迹。从1985年我国政府的相关部门组织翻译和出版了关于企业文化理论的日美等国的著作开始到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后的徘徊和争论(由于企业文化源头在西方,有的同志便用片面地,形而上学的眼光来看待企业文化的引进,认为企业文化的引进会一定程度地削弱我国多年形成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和方法),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后,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才真正步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以张瑞敏先生为代表的海尔人,把中国传统文化、国外优秀企业文化理论与“海尔”的实际相结合,以自己特有的企业文化构架和观点,诠释了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的精髓,闪烁着质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芒,与国外优秀企业文化交相辉映。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份浅析

  中华民族以其顽强不屈的进取、聪慧睿智的创造精神和博大精深的文化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辉煌的篇章。在中国最早将“文”和“化”联系到一块的文献是《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见《易经·贲卦》)大意是:圣人考察人类社会的文明,用之精神(指儒家的诗书礼乐)来教化天下人,使社会变得文明而有序,即:“文德教化”,这与拉丁文“文化”(CULTUE)和英语“文化”(CULTURE),即:“人类在思维和理性方面的发展而引发的整个社会的变化”的本质含义趋同。比较公认的“文化”一词的解释是指一定社会人群所具有的既相对稳定又不断演化着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样态,即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其深层的意蕴就是理论观念,心理活动以及科学、宗教、文学、艺术、法律、道德等。凡是人类超越自身的动物本能,依照自己的价值取向,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成就、成果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其相对成熟和定型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老子、孟子、庄子等为代表的大思想家们,用理性去研究和探索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构筑出庞大的理论和知识文化体系。秦统一中国以后,中华传统文化不断充实发展,形成了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等诸多学派,宗教信仰呈多元化,出现了若干站在世界文明前列的伟大时代,如汉、唐、宋、清代前期等等。为便于本文的撰写,笔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优秀的成份归纳讲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忧患意识”--《易经·系辞》里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种居安而思危的忧患意识是我们的先人们在同“天命无常”的自然界的长期共处中所形成的理性思索,也是对人生、对社会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和总结。孟子讲:“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更是对这种忧患意识的极致概括。从孔孟的“忧道”,君王的“忧位”,臣子的“忧君”,百姓的“忧存”,到无数仁人志士的“忧国”、“忧民”、“忧天下”,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挫而不馁,勇于向前,“忧天下之忧而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成为今天爱国主义精神的源头。

  (二)“穷变通久”的思想---《庄子》里说“万化而未始有极”。《易经·言辞》里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得,生生之谓易”。按现在的理解就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种变化、发展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不仅运用于对自然、对社会、对事物的认识上,也同样运用于对人、对人生、对生命的理解上,进而形成了人应该效法“天道”(即客观真理)不断变化向上,即使赴汤蹈火也要“成仁取义”。正是“穷变通久”的思想绘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变法求强的精彩画卷,成为今天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的思想基础。

  (三)“变革天命”的思想----《易经·革卦》里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意思是当昏暴的君主祸国殃民时,有德才的人可以推翻他的统治,这是顺乎天意,顺乎民意的。这种敢于变革天命、革故鼎新、除旧布新的思想是无数农民起义以及孙中山、毛泽东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来源之一。

  (四)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尚书》里说:“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里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子》里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这种强调百姓利益,得民心、得天下的“民本主义”思想成为中国历史上无数统治者施行“仁政德治”的理论基石。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将这种“民本主义”演化成一种十分清晰的观念,即:人民是共和国的主人,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其天职就是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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